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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炮业在浏阳的沿袭与繁盛，除了历史的机缘巧合，也是一种基于生计的现实选择。群山环绕的浏阳，没有足够的田地，也没有丰饶的物产，养家糊口、改善生活的希望，更多被放在传承下来的花炮手艺上。这种与风险相伴的产业，经过数代人坚持，已经规模化为浏阳地方经济的核心支撑。

记者◎王鸿谅

追寻发源地
刘雨文最津津乐道的，并不是自己白手起家的花炮厂，而是他的花炮博物馆和花炮历史。这位兼任博物馆馆长的村支书是地道的浏阳大瑶镇路东村人，和村里的其他人一样，可以掰着手指头细数至少家族三代经营花炮的往事。
不过，这远不是花炮的源头。《浏阳县志》上引用1935年出版的《中国实业志》记载，“湘省爆竹之制造，始于唐，盛于宋，发源于浏阳也”，花炮的历史一下子就上溯到了1400多年之前。而唐代《异闻录》的记载，成了花炮技艺寻根的民间依据:“李畋居中，邻人仲叟家为山魈所祟，畋命旦夕于庭中用竹著火中，鬼乃惊循。”到了刘雨文这一辈人，这驱鬼辟邪的简短记载已经被传说大大丰富，李畋早就是不容置疑的花炮始祖，他的故里也被详加考证，结论是浏阳大瑶东峰界的烂泥湖村。
东峰界刚好是湖南和江西的交界处，历史上行政归属多次变迁，解放后重新划定省界，东峰界的正式属地是湖南。到了每年农历4月18日这天，大瑶家家户户都会在家中用红纸贴出李畋的牌位，宰杀牲畜祭祀他的诞辰，沿袭下来，就成了花炮行业的“大日子”。而以大瑶为中心，通过319国道和106国道衔接起的2省4县市——湖南浏阳和醴陵、江西上栗和万载，占据着全国烟花鞭炮市场80%的内销份额和90%以上的出口份额。分得再细一些，不管是内销还是出口，其中60%以上的烟花市场为浏阳所占据，庞大的销售额似乎再度证明了花炮正宗嫡传的历史脉络。
花炮博物馆是刘雨文发动村民集资自己修起来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尽可能地保存下一段花炮的历史脉络。这座耗资上千万元的博物馆也成为大瑶人经济实力的印证，博物馆直接征用大瑶一处占地96亩的刘氏庄园，这座百年老宅尚存部分斑驳断墙，为茂密的植物所缠覆。刘雨文说，这里本来是一个爆庄，爆庄就是以前专门从事鞭炮运销的商行。根据史料记载，这样规模的“爆庄”，清末浏阳有15家，到民国时期一度增至81家。1956年以后，保留下来的一部分爆庄改造成国营商店和供销合作社，得以继续开展贸易，并在省内外一些重要商埠，包括香港、澳门和南洋等地，设有支庄或代庄。刘氏庄园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清代，也是浏阳传统鞭炮的鼎盛时期，刘雨文说，“浏阳‘十家九爆’的规模就是这时候形成的”。
传统的鞭炮生产原材料并不复杂，土纸、土硝、硫磺、炭末、红白泥土都可以在附近地区就地取材，关键就在于制造工艺。“一纸二硝三做手”，这是流行于浏阳鞭炮行业的老话，其中“做手”说的就是“手工工艺”。刘雨文说，老辈人做炮，纸和火药都有讲究，“纸分成爆料纸、皮子纸和雪花纸，爆料纸用来直接装裹火药，最好的是浏阳和江西上栗产的浏表纸，以及江西萍乡和衡阳白果产的细表纸。皮子纸是用来卷制鞭炮纸筒的，没有太多讲究;用来褙筒和制作引线的雪花纸则以邵阳和江西泸溪所产为最好”。而火药的三种成分里，“硝要江西萍乡和湖南醴陵的，硫磺要湖南常宁的，炭要杉木烧制的”。
从制硝开始，传统的鞭炮工艺有一共有12道流程、72道工序，通过一代代人手把手地传承流传下来，并得以不断改进。有许多土法子已经不用了，也只有上了年岁的老辈人才能回忆起来。替花炮博物馆守门的老师傅曾庆嘉已经72岁，他回忆，“以前人们做鞭炮，叫做红炮，要自己熬硝”，原料一般是取年代久远的“老屋墙角，以及厕所向阳一面的墙角剥落的碱土”，这种泥咬一下的话，“要能扯嘴巴，有点结才好”。老墙泥“要捶烂、过筛、加禾灰、添水、用火熬制”。一般要熬上数个时辰，首先熬出来的是沉淀在锅底的硝盐，把盐都捞走，再熬，剩下的才是硝水，硝水沉淀上一天才能凝成硝块。接下来是“冲硝”，用碾槽或者石磨把硝碾碎。这还只是做炮的第一步。自制的硝，再辅以硫磺、木炭，按照一定的比例配成火药，接下来才能进入鞭炮的具体制作，“从扯筒、褙筒到装硝，用黄泥打底、白泥封口，用麻线结鞭”，曾庆嘉说，“一共12到工序，每道都要很仔细”。

产业链的传统与现代
一年中除了过年和气温相对炎热的6月至8月，大瑶都会呈现出车辆喧嚣的繁荣，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目前最大的花炮原材料集散地。历史渊源当然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是交通——319国道和106国道交织起的公路网络，让大瑶成为花炮主产区的中心地带，不止是浏阳人，各地的花炮材料供应商和生产厂商都汇聚于此。军工硝、引线、银粉……围绕花炮制作所需的各种原料，大瑶呈现出明显的产业细分，形成了专门的产业链。
46岁的马贤水是大瑶天子坡村人，村里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就是制作引线。在花炮生产里，这是危险性仅次于制造火药的环节。马贤水从7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和爷爷学习制作引线，家中8个兄弟姐妹，全都不例外。天子坡村和浏阳其他地方一样，人多地少，人均才三分田，只能靠传下来的花炮手艺谋生。“以前做引线要用的材料是硝酸钾、杉木炭和硫磺，全靠手工搓，一个人一天10个小时最多能做1万米，每米1分钱，纯粹是养家糊口。”马贤水说，“那时候的人胆子大，没有电，就在煤油灯下做，军工硝也敢堆放在床底下，两间屋子一间放着军工硝，旁边那间也敢支个灶炒菜做饭。”上世纪90年代是原料产业利润最丰厚的时期，马贤水说，他的家庭作坊一年产值能达到50万元，利润高达40%。1994年，马贤水就修起了两层楼的水泥砖房，家庭作坊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2000年之前，家庭作坊式的“非法生产”在大瑶依旧是常态，这或许更多的跟传统观念相关，“天天跟危险品打交道的人，看多了也就习惯了，除非真的发生大事，不然内心的确很难警觉”。马贤水拿自己当例子，1997年的一场爆炸才让他彻底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因为一道工序出问题，他家两层楼的房子都炸塌了，损失了10多万元，所幸没有人员伤亡。这也是马贤水跟火药打交道以来第一次出事，他从此再不敢把引线作坊放在家里，在旁边的山坡上搭了个简陋的棚子，第一次做到“生活和生产分开”。回想起来，现在的浏阳花炮安全生产标准，马贤水说，其实都是“一点一点拿血的教训换来的”。
2000年马贤水从家庭作坊转向开办工厂，用每亩1000元的价钱，承包下280亩的山头，期限30年。积累下来的那些经验和教训，在厂区规划里有了用武之地。浏阳多山的地形，在这个时期又成为花炮产业发产的天然有利地形。工棚一般都沿着山势搭建，从高处俯瞰，就像一条迂回曲折的回廊，彼此间有着足够的间隔，并且形成天然的高低错落，任何一间发生意外，都不会波及到其他的工作间，事故危险的伤害性也因此被降到最低的程度。只是对于花炮行业来说，传统和现代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马贤水说，“从作坊到工厂，最大的改变就是规模变大，生产区域划分得更科学”，“但很多环节还是必须依靠传统的手工操作，没有机器可以取代”。而在花炮厂的生产车间，情况也是一样的。
引线厂给马贤水带来了丰厚的收益，现在开的“本田”已经是他更换的第4辆车，他的3个孩子全都上了大学。他也拿出了自己的部分资产从事公益事业，汶川地震后，他组织引火线协会的成员带着钱和物资第一时间去了灾区。马贤水常常感叹这个行业的艰辛，“太脏了，一天下来，灰头土脸，衣服就没有干净的时候”。他因此并不希望孩子们继承他的事业，“读了大学，就该找个更好的工作”。大女儿毕业去了政府部门，小儿子还在上大学，专业是摄影，只有大儿子在厂里帮忙，替他开车送货。2008年原材料和劳动成本的上涨，让马贤水有些萌生退意，“生意太不好做了，成本涨得太快了”，“军工硝从去年的6400元一吨，涨到了今年的1.3万元一吨，但引线的价格和以前相比，每米才涨了两分钱”。而那些非法作坊的存在，却让引线的价格遭遇恶性竞争，“太多‘提篮子’拉生意的人，非法作坊的东西都偷偷混了进来，价钱反而下去了。90年代的高氯酸钾引线就要每米8分钱，结果到了现在，反而被压到了每米7分5”。算下来，引线的利润已经从以前的40%降到了8%左右。浏阳市花炮协会副会长黄文辉给出的数字是，“70%以上的企业赚不到钱，10%以上的企业要亏本，20%的企业可以赚到一点钱，但是赚不到大钱”，他的结论是，“烟花老板都不再快乐”。

出口和内销
回过头算，从1997年开始的几次工厂化改造，逐步让浏阳传统的花炮产业完成了从家庭作坊到工厂的转变。黄文辉把1995到2005年这10年称为浏阳烟花的“黄金十年”，他提供的数字是，“从1998到2007年10年间中国烟花爆竹的总产值已经达到180亿元，20年增长40倍。这180亿元中，出口约40亿元，国内市场约140亿元”。压力从2008年开始显现，除了原料的价格迅速上涨之外，劳动力成本也在涨，人均50元一天的工作已经不再具有竞争力。马贤水拿自己厂里生产线的女工曾华珍举例，“她一个人要负责两台编织引线的机器，技术熟，算上奖金，日工资能拿到120元”。
成本压力最终要传递到消费市场的终端，麻烦的是，对于浏阳花炮来说，2008年遭遇到了出口受阻。因为年初2月14日佛山三水港码头烟花仓库的爆炸，三水港对于花炮禁运，上海港因为奥运会也从7月开始停运一个月。剩下开放的只有运费昂贵的北海港，这对于以外销为主的浏阳花炮企业来说雪上加霜。浏阳花炮的外销传统形成于清代，早在光绪年间，浏阳花炮已经开始出口海外。浏阳市花炮局局长徐强国说，“历史上武汉从清朝开始就是大的花炮贸易中心，鞭炮或者从大瑶南川河的码头荷花滩走水路，被运往醴陵、湘潭，或者就是工人们背皮篓子、挑长担，送到浏阳、长沙，然后再辗转通过水路和陆路运送到武汉，在汉口通过大的爆庄转运到上海，漂洋过海到欧美诸国。运送往东南亚的货物则从香港和澳门转运”。各国所需的货物也各有不同，“东南亚华人居多，热衷红炮，而欧美则以烟花为主”。
演变下来，上海和香港成为花炮出口最重要的港口，通过过境这些港口的大型海轮，按照配载比例，运输到欧美各国的贸易港口。而从地理上说，浏阳花炮通过陆路运输到佛山，然后从三水港出港到香港是最方便的路径。北海港也能辗转到香港，但运费高昂，最麻烦的是，在烟花运输旺季的7月至9月又是季风期，航期难以控制，而载货的海轮只是在香港中转，并不会等候这些运货船只。赶不上合适的时间，又要等待物流的排期，成本倍增。
从消费习惯上说，中国的花炮从驱魔辟邪到用于婚丧庆典，经历了长远的过程，而从清末开始的社会动荡也决定了国内的消费市场有限，倒是花炮的出口，从清末到民国规模不断扩大。解放后，因为出口创汇的需求，浏阳的花炮重新得到关注。浏阳市原政协主席汤贤富回忆，“上世纪70年代，花炮产业恢复和发展起来之后，来到浏阳的第一家外国公司还是香港公司带过来的，他们参观了牛石花炮厂”。计划经济时代浏阳的花炮出口并不需要自己寻找客户，外国客户一般都是通过香港公司和各省级进出口公司完成订货，这些订单再一层层辗转下到浏阳的出口公司。汤贤富从1986年开始担任浏阳市花炮出口公司的经理，直到1993年，面向市场体制变革，销路才成了头等大事。他也因此成为浏阳最早踏出国门、参加欧美花炮交易会联系客户寻找订单的人。“两个大箱子，一箱方便面，一箱花炮目录。”1993年月，汤贤富带着翻译两个人到了德国纽伦堡玩具博览会，拿到了第一笔1万箱订单，十几万美元，这也成为浏阳花炮出口公司当年的第一笔业务。
德国纽伦堡和美国是烟花贸易的两大中心，汤贤富说:“欧洲的烟花消费主要集中在下半年，以圣诞节为中心，而美国是上半年，以7月4日的独立日为中心。欧洲市场更青睐火箭类的黑药炮，而美国市场以烟花为主。”浏阳的出口烟花基本都是给国外品牌做贴牌生产，从国内卖到国外，卖价和国外的售价之间有几十倍到上百倍的差距。“这里面的利润差距谁都看得到。”徐国强说，“不是浏阳人笨，而是国外的烟花销售壁垒太严，以美国为例，烟花的经营必须有美国烟花协会的销售许可，要拿到这许可证非常复杂。而且就是拿到许可证，在美国租赁仓库和销售门面都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目前浏阳花炮产业发展的状况，还没有达到能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

花炮的革新和开拓
汤贤富回忆，曾经做过一件让自己后怕的事。1993年从德国纽伦堡回来的时候，他偷偷在行李里装上了烟花，都是在玩具博览会上看到的新品种。“那时候还没有摄像机，用照相机又不能拍摄清楚，怕回来讲不明白，就咬牙想偷偷带回来。”行李倒是顺利托运了，可人刚上飞机，飞机上就上来了全副武装的一队警察，通知所有人带上行李下飞机，然后到托运处领取各自行李。汤贤富以为是自己带的烟花出了问题，慌了，“心想着这次可能要在国外被关起来了”。他壮着胆子还是去拿了行李，平安无事。后来才知道是机场接到消息，说有恐怖分子在飞机上装了炸弹，在做紧急排查。
1993年的纽伦堡之行，让汤贤富开始看到浏阳烟花产业在工艺上和国外的差距，以后每次出国，他都特别注重把国外的最新品种拍摄下来，带回来给浏阳的老工艺大师们分析。用这样的笨办法，浏阳的花炮工艺很快就跟上了西方的消费节奏，“其实有经验的师傅们一看烟花打出来的形状，经过几次试验，就能明白他们的工艺，第二年我们供应到欧洲和美国的货就特别受欢迎”。
江木根对于烟花工艺的创新尤其投入，他的公司也拿到了若干个烟花专利。这个曾经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从1979年开始担任达浒烟花的厂长，直到现在的烟花集团，算起来，是浏阳资历最深的烟花老板。最初的技术来源于熊善杞师傅，依靠祖辈相传的秘方和个人摸索，真正烟花产业科技力量的注入，还是90年代后期的事情。国防科技大学503研究室主任邢郁明和他的实验室成为浏阳花炮技术革新的重要科研力量，这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究人员之一，对于浏阳的花炮产业同样注入了心血。在他和浏阳市政府的努力下，1994年，浏阳市和国防科大达成协议，举办了唯一的一届学习班，为期3年，选送了42位烟花从业者系统学习烟火学的相关知识。作为技术储备，年届30的江木根也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浏阳花炮产业历史上第一次专业培训。化学分子式、基本原理，江木根觉得自己简直是从头来过，“都当了那么多年的厂长，觉得自己很懂烟花了，一学才知道，什么都不懂”。
恰恰是这种能放下的心态，成了浏阳烟花革新的起点。无烟微烟烟花、冷光烟花、日观烟花，这些可以在工艺上跟国际接轨的新产品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在浏阳诞生，新产品的出现，也带来了另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的发展，就是烟火燃放。徐国强说，1998年之前，浏阳的专业烟火燃放公司不过3家，现在已经扩展到几十家。当原料和劳动力成本压力逐渐彰显的时候，烟火燃放市场成为唯一的高利润领域。江木根说，“国际上的烟火燃放从15分钟到30分钟不等，每场价钱在10万美元以上;国内市场从30分钟到1个小时，根据客户要求，价格从数万到数百万元不等”。他们曾经做过一场最贵的国内烟火燃放，“1个小时，800万元”。
“花炮产业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市场问题。”浏阳市花炮局副局长刘刚说，“经济发展程度和消费实力决定了烟花的流向。”从2002年花炮禁放令逐渐解禁开始，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消费实力的提升，带来了国内烟花市场的兴起。不过对于花炮老板们来说，国内业务还是不如外销来得踏实，“外销的货款基本都有保证，回款也快”，而国内市场相对来说还不太规范，“上当受骗的事情太多”。江木根对此深有感触，他的花炮集团规模在浏阳首屈一指，但上当受骗的经历也不少，“单单在河南一个地方， 80年代的烂账就有427万元，17场官司，光是诉讼费就是26万元”。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33期“玩意”专栏，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